Wednesday, December 16, 2009

袁伟时 :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袁伟时 :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冰点特稿第574期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 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 “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 “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 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Thursday, January 26, 2006

《冰点》周刊主编就被迫停刊事致同行与读者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 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贺卫方

  一、小引

  

  自从王天诚先生揭露周叶中教授和戴激涛女士的著作《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涉嫌剽窃的文章发表以来,我个人一直关注网络以及平面媒体上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周教授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又是武汉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还是最新一轮“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其著作出现这样的问题理应受到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个人也曾与周教授有过几次会议上的交流,虽然谈不上熟悉,不过作为相识的同行,也不免有些特别的留意。为了了解一些情况,我甚至专门到书店买来了这本书,粗粗看过,觉得其中不只是王天成提出的引文应注不注的问题,其他涉及学术规范化的问题也不少。不过,尽管网络上热闹非凡,甚至有网友还鼓励我对此发言,但是我还是有些迟疑。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也相信周教授能够主动出面作出解释和道歉,这样就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也为学术界挽回了一点的损失。周教授在书的后记里表达了对于批评的欢迎态度,他说: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促,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期待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和建议。因为我们坚信:没有大家的批评,我们就很难正确认识自己,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自己,更不可能超越自己!”

  

  这话说得多么响亮,甚至有些过分掷地有声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周教授仿佛是好龙叶公,当真的批评到来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出面解释,也不道歉。不仅不解释不道歉,反而推卸责任。更有一些无从查考其身份的网友在网上对于揭露和批评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谩骂。周教授呢,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里用自己的真名登录,发了八个字的回应:“不予置评,清者自清。”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强硬得很。我曾经在那个社区的“法律论坛”里回应网友时说:这起事件的事实已经相当清楚,还是表达了期盼周教授道歉的心情。不过,或许因为我以几乎属实名的“守门老鹤”(几个网站论坛上的网友都知道这是我)的表态引起了一位网名叫做university的人极度不满,在世纪沙龙的“世纪学堂”版上,他发出了一个呼吁我辞去《中外法学》主编职务的帖子,一方面对我攻击,另一方面也有转移网友视线的效果。更好笑的是,他居然指责我和杨支柱先生在策划这起事件。1这样毫无根据的说法以及若干id的胡搅蛮缠反而让我对于此事发表意见的想法变得更加坚定,就写了这篇评论,希望能以此就正于学界,当然也包括周叶中教授本人。

  

  二、抄袭王天成的事实

  

  值得关注的是,跟往昔知名学府里所发生的剽窃事件相比,这一次平面媒体保持了奇怪的沉默。只有《中国青年报》和《中国经济时报》作了采访报道,但其中周教授以及人民出版社都语焉未详,太极拳术多于真诚说明。不过,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网络讨论,大致情节也已暴露得差不多了。可以确认的事实有这样几点:

  

  (1) 这本书是在周教授的学生戴激涛的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戴本人现在是周门下的博士研究生;

  (2) 王天成先生列举的资料表明,本书袭用了王几篇论文中的36处四五千字的内容,正文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释表明其为引语,足以造成其为作者原创的误导;2

  (3) 除了文字上的相同外,据王天成的文章,这本书的主要思路也来自王文;

  (4) 据周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说:书稿交到出版社时是保留的注释的,但是出版社却以王有特殊背景为由要求必须删除,先是作者自己删,后来出版社又把未删尽的都给删除了。当然,所谓删节看来只是删去了注释和引文本来应该有的引号,却没有将引文本身删去,其中个别表述有所改变,显示作者或编者有掩饰的意图;

  (5) 书出版于2005年9月。出版后,作者与出版社均未对于这样的处理向王天成作出主动的说明。

  

  不过,至今仍有一些情况不甚清楚。例如,由于人民出版社至今未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所以,所谓该社要求删除王的名字的说法仍然只是一面之词。网上有人指出早在戴激涛的硕士论文上,对于王的文字引用或抄录就没有加注。3如果情况属实,即作者提交的原稿就已经将王的痕迹去除了,人民出版社就蒙受了不白之冤。可是,为什么该社不出面作出澄清呢?这种“周瑜打黄盖”的情形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周教授,周在电话中表示:“此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跟我们作者一点关系没有’,‘不仅跟第一作者,跟第二作者也没有关系’,‘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的问答也是十分明确:

  

    “那么删除工作是您来做的还是出版社做的?”记者追问。

    “我为什么说跟我们没有关系呢?”周叶中这样回答。

    “是在得到您允许的情况下删除的吗?”记者再问。

    “我前面说我们没有责任,你想想还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周教授说,“作者肯定没有责任。”4

  

  如此一来,我们真的如坠五里雾中了。

  

  三、王天成之外还有人遭到抄袭

  

  现在看来,周教授的辩解明显是谎言,因为王天成之外,又发现一些作者在本书里被剽窃,也没有任何注释标志。不久之后,该书作者之一戴激涛剽窃北大哲学系一位名叫毛帽的本科生论文的事实又被揭露。在“世纪学堂”里,一位网友指出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从公民美德说开来 ——西方共和主义传统对中国宪政建设的一点启示”剽窃毛帽论文的事实(包括毛文错误也被戴照抄不误的情节)。5经过我的核对,发现这段文字居然又原封不动地进入了《解读》一书。6

  

  毛帽恐怕不能说是因为特殊背景的原因而删掉的吧。接下来,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例如这一段——

  

  “《论革命》则集中深刻地阐述了阿伦特的自由宪政共和主义思想。她将“革命”称之为“自由的深渊”,自身有着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民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为难解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7

  

  试对照崔卫平教授的文章“汉娜?阿伦特主要著作简介”中的一段——

  

  “《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年出版。这是阿伦特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阿伦特从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8

  

  照例是没有任何注释表明这段话是来自崔卫平教授。而且,你是否会觉得抄袭得太“惟妙惟肖”了?作文字改动的地方很少,其中的第一句是一例,结果还容易引起误解,仿佛《论革命》是另外一位作者写的阐述阿伦特宪政共和思想的一本书。另一例是把“革命子女”改成(或误成?)“革命子民”,一字之差,简直可以说是把共和国复辟成君主制了。

  

  近年来热心研究共和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高全喜也不能幸免于被抄。《解读》论述维罗里的共和爱国主义,有这样的解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另辟蹊径,从共和主义的视角阐发了爱国主义,……维罗里通过他富有创建的分析研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在维罗里看来,共和派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共和国公民的普遍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用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的话来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于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在共和派理论家眼里,共和国是一种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例如,Machiavelli就曾用‘love of vivere libero’来描述人们对其共和体制以及基于这些体制之上的生活方式所表示的深爱。与他同时的其他共和党人则将共和国定义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通过研究共和派的爱国主义,维罗里认为,对祖国之爱凝聚着对正义与理性原则的认同与尊重,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之爱,与其说共和国公民对祖国的热爱是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土地和文化的热爱,毋宁说是共和国公民对于这个国家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秩序、公共利益、自由平等原则的热爱与崇信。“9

  

  这一段概括得很好的话渊源有自,正是高全喜教授关于民族主义的大作,我们看——

  

  “谈到共和主义对于政治国家的重大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另辟蹊径,从爱国的角度展开了他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维罗里通过他富有创建的分析研究,区分了两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共和派的爱国主义。在维罗里看来,共和派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那种对于祖国和国家的无条件效忠不同,他的爱国主义“是对共和国及其公民的一种普遍并且强烈的热爱或博爱。用经院思想家Ptolemy of lucca的话来说:‘对祖国的爱应该来自于博爱,即那种将公共事业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维罗里通过他的研究指出,这种爱国或祖国之爱是尊重正义与理性的原则,又可称之为理性之爱,其对共和国的热爱与其说是对这个国家的种族、土地和文化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于这个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法治社会、自由权利、公共秩序的热爱或崇信……“10

  

  细心读,你会发现,与高先生原文相比,《解读》一书插入了几句涉及马基雅维里的话,而且也在注释里标明了出处,即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的载有维罗里论文“共和派的爱国主义”的《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好像作者还是有自家读原著得来的东西。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段插入语也是从高先生那里抄来的,只不过是把注释里的文字搬进了正文而已。11

  

  如果我在北大的同事、在政治哲学领域相当有建树的李强先生翻过这本书的参考书目,也许会感到失落,因为它居然没有列举他的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但是别急,这书里也有他很熟悉的文字:

  

  “美国的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他可以任命政府官员、各部的行政首长,他可以对任何重大事务独立作出决定,他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也可以不听取。美国参议院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罗马的元老院,甚至于美国参议员都自诩为加图、西塞罗。他们地位极高,非常自信,既不怕总统,也不在乎选民。故而,美国“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美国宪政的根源可经由英格兰历史而追溯至古代罗马。”美国从全国各州中选择出的参议员具有丰富的知识文化背景和良好的道德楷模作用,实质上是“没有贵族制度的贵族”。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主要起到反映民意的民主功能。“12

  

  上面这段话来自李强教授于2003年11月在北京大学第五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上做的开场学术演讲,这篇题为“超越大众民主与威权主义”的演讲稿中间谈到美国的政体特色,我们可以把它与上文做个对比:

  

  “在美国,总统的地位相当于罗马的皇帝。当选的总统拥有广泛的?legitimacy,他可以任命阁员,可以任命各部的行政首长,这些行政首长向总统负责;总统完全可以对任何重大事务独立做出决定,他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也可以不听取;在美国,假如民意测验表明90%的人不赞同总统做一件事情,在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方面,总统可以照做不误。……美国参议院的设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罗马的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叫Senate,美国的参议院也叫Senate。我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到,美国每个参议员都自诩为加图、西塞罗。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的参议员往往在任的时间很长,有的一直当到70、80岁,差不多当一辈子;他地位很高,他非常自信,他既不怕总统,也不在乎选民。我后来学了罗马宪法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美国参议院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意仿照罗马的元老院。美国从全国各州中,选择出这几十个参议员,他们具有相当强的道德楷模作用,具有相当强的知识文化背景,他们相当于没有贵族制度的贵族。我们要理解参议院的本质。当然了,美国还有众议院。众议员任期两年,反映民意。“13

  

  为了避免过于露骨地抄袭,《解读》的作者在李强教授的文字中间引用了麦基文《宪政古今》里的一段话,但是却显得如此突兀,因为那段话只是强调美国政体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平衡及其与英格兰和古罗马之间的历史关联,《解读》的作者完全忽略了,在这引文的前后,李强讨论的都是美国参议员的问题。半路杀进一个麦基文,把文脉给拦腰斩断了。

  

  我已经没有耐心再查找和核实下去了。大致上,阅读本书时觉得写得理论脉络较复杂,或者修辞风格独特的段落,就很有些可疑。无论如何,王天成不是一个孤证,这本书不是仅仅因为他身份特殊而删去引文出处是可以定论的,本书构成严重剽窃也是确凿无疑的。另外,抄袭了他人著述只是本书问题的一个方面,涉及到引文的另一个很大缺陷在于相当多的引文只是“拿来主义”,只要表面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引来堆上,完全无视某些类似话语之间存在着的深刻差异甚至矛盾。结果,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奇妙景观是:“老马”共“海克”一色,润之与老蒋齐飞。14这也许是因为本书大部分内容是硕士学位论文,作为硕士生的戴激涛学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缘故吧。

  

  四、合作作品?

  

  跟学术规范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或者说,这篇周教授作为第一署名人的作品是真正的二人合作,还是周仅仅是挂名人。从网络上有人列出的戴的硕士论文题目(“古典共和的宪政解读”)和目录看,戴的论文侧重讨论的是所谓古典共和主义,不过,仔细对照硕士论文目录和《解读》一书目录,结果发现全书只有第一章第三、四节,第四章第三节的局部有所不同,其他只是标题措辞有一些变化而已。例如硕士论文第二章标题为“古典共和与当代宪政的契合”,书的第二章改为“共和主义与宪政之契合”;第三章原论文标题为“古典共和的宪政价值”,出书时改为“共和主义之宪政价值”,章下各节以及节下四级标题则完全一样。由于我无从看到戴的硕士论文,对于其中究竟多少内容是完全从学位论文中搬来,多少是出自周教授的笔下,就难以判断了。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关学者的职业伦理。如果自己没有真正参与构思和写作,仅仅因为导师的身份而署名出版,就构成了学者的一个不端行为。挂名者不劳而获,攫取了本不属于他的利益,而且也通过这种攫取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如科研成果统计、获得奖项等。当然,这类行为往往也是“周瑜打黄盖”,表面上的受害者实际上也会从中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如果没有周教授大名在前,戴的一篇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作品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这套“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的。一个硕士生就能写出“法学经典”,这是多么值得自豪和炫耀的成就!

  

  五、学者的独立性问题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学术规范化问题在于,本书相当多的论述不具有学术的意义,或者说只是政治宣传而已。这样的问题在第四章(“宪政中国的共和之道”)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作者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节下这样说道:

  

  “我国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最适合于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组织形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问题的一个特点是,除了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外,代表之间和委员之间经常有沟通和协商。这是由于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虽有差别,但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通过交流和协商,既能够把不同地区、民族、阶层的共同意愿集中起来,又能够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特殊利益,达到统筹兼顾,把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一起,这就极大地彰显了共和精神。“15

  

  下面又谈到党的领导与人大制度之间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做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篇大文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转变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党依法执政的制度平台……“16

  

  这样的论述读起来那样顺畅,完全是官方报纸社论式文体,没有一句“错误”的话。然而,却经不起深究,也没有学术上的价值。为什么人大就最适合人民当家作主?其他制度为什么就不适合?“充分讨论”?每年开十多天的会,那么多代表,就算每天都讨论,平均下来每人只有寥寥几分钟,怎么能说是“充分讨论”?连人大代表和常委都抱怨讨论和交流不够,学者如何可以说这种大洋洋的话?“人民内部”?这样似曾相识的表述让人依稀回到阶级斗争的时代。有了人民内部,是否还有敌我之间?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是什么是根本利益,什么是具体利益?谁来解释其中的分别?解释上出现冲突怎么办?后面一段所说的也是套话。所谓人民当家作主,既然人民是主人,但是又是在党的领导下,究竟谁是主人?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作者是否想过,依据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一个组织如果不具有法人身份或资格的话,它是否可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依法执政的制度平台,为什么不依政府为执政的制度平台?所有这些话语,跟前面几章里频频引用的一些西方话语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矛盾,显示出作者身份或角色上的深刻冲突,也表明了宪法学术的不独立。

  

  周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他的看法。根据一家报纸对他的描写,“在周叶中看来,虽然有学者主张学术应该同政治保持距离,但刻意远离政治的学术,不愿意面对政治的所谓纯粹学术,很难说有多大的生命力。”17看到这样的话,我不免想起2004年9月我跟周教授本人的一次对话。在山东大学法学院组织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周教授在会上发表他关于中国宪政制度的走向,也谈到了前述三者的有机统一,之后我做了一些坦率的评议,主要分析这种非学术话语带来的弊害,记得谈了五个弊端,即导致学术话语纯粹性和独立性的丧失,引起言说自身逻辑的混乱,分裂学术共同体,由于跟政府话语的重叠使得丧失建设性的同时又误导政府,以及降低学者社会声望(包括在官员们心目中的评价)。记得当时颇引起一些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现在又在这本书里看到类似的话,在报纸上看到周教授的学术观,我愿意再提出这些问题,以期引起周教授以及学术界更深切的思考。

  

  六、人民出版社

  

  前面我们对于这家出版社没有任何回应表达了不理解,现在我还是希望作为一方当事人,人民出版社能够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当下政府都讲究透明,一家出版社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一味地采取鸵鸟战术是搪塞不过去的。

  

  除了这本书出现的问题外,这里还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丛书是否适当?应该说,这样一本剽窃、拼凑之作能够在这家全国最高层次之一的出版社出版本身就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而且居然打出了“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的招牌。文革之后中国法学的恢复和缓慢发展尚不到三十年的时光,尽管学界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但是,总体来说,法学还处在相当不成熟的阶段。不怕得罪法学界同行,坦率地说,我们的学术积累还不足以成就一部原创的法学经典。这也不能完全怪罪法学界,因为一国法学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法治的环境。在法治基础尚未奠定的国度里,几乎不可能有一流的法学著作诞生。这一点是法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某些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不一样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子嵩、范明生等先生的《希腊哲学史》乃是经典,孟广林教授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也可能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一部经典,但是,法学的经典或许再等十年考虑不迟。当然,这并不否认今天的一些法学著作可以对国家的法治建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者为将来真正的经典问世起到孕育和滋养的作用。

  

  一个时代文化状况差不多可以通过出版品来衡量。健康的文化秩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出版社都出好书,但是,那些得到公认的一流出版社一定只出一流的出版品。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里,人们买书很“认牌子”的原因。最好的大学出版社,以及一些名牌非大学出版社,例如在法学领域里,像英国的Butterworths,美国的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物范围更广的W.W. Norton & Company,日本的有斐阁,等等,可以说是凡书皆上品。如今我们的文化状况混乱的标志之一就是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是可以信赖的。这套名号很大的丛书不过又一次验证了这个定律。

  

  七、几句结语

  

  我写这篇文字,心情并不轻松。我可以想见,尽管周教授(?)在网上作了很强硬的表态,不过,在这种物议纷纷的情况下,他和那位合作者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王天成以及其他网友发现的剽窃事实基础上,我又查找出前面这些新证据,证明所谓“我们完全遵循的是学术规范,没有任何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开头我曾经说,是否写这篇文章很犹豫,是因为在期待着周教授主动道歉。不过,其他因素也是不能回避的。例如,在我们这样一个倡导“多栽花,少挑刺”的文化氛围里,对同行学者写这样的激烈批评文章会带来的对方的心理反应和某些延伸的后果。不少朋友看到我在网上那些只言片语,已经规劝我不要介入这样的事情里,以免得罪人。不过,我在网上身份早已暴露,而且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隐瞒,如果说得罪的话,那么已经是得罪在先,跟这篇文章是否发表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而且,既然已经写到这里了,自己觉得本文的意义绝不限于这起事件,引而不发是不可能的了。

  

  只是我还是在想象,这篇文章究竟能够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确定了本书剽窃和拼凑的事实,而且事发后周教授本人的确没有道歉,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我还是希望人们能够把这起事件置于中国学术界的大环境中作出评价。如果容我大胆假设,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戴激涛的毕业论文之上增补了一些文字,周作为导师审查不严,而且贸然挂名,使该书得以出版,构成了双向的“不当得利”,侵犯了王天成以及若干学者的合法权利。因此,所有的过错都需要两个作者分担,甚至周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不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作者,更因为学生学风不轨,也是导师教育不够使然。但是,揭发问题的目的绝非要把人置于死地。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有一种发展中学术(记得这是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说法,查了半天书,也没找到出处),而法学更是发展中的欠发达领域,学术规范还在逐渐摸索中,出现一些问题原属正常。周叶中教授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他过去的成绩表明他是有才华的,他的年龄预示着汲取教训和严谨治学之后不可限量的学术前途。容许我不避自我托大之嫌,表达自己作为同行的希望,期盼着周叶中教授和戴激涛同学能够公开的和诚恳地道歉并说明事件原委,同时也期盼被侵权者能够以宽恕的精神、共和的美德与周和戴达成妥协,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没有大家的批评,我们就很难正确地认识自己,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自己,更不可能超越自己。”

  

  我们期待着这种认识、战胜和超越。

  

  2005年12月26日凌晨

  1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4358&extra=page%3D3。

  2 本条和下一条均参见王天成:“博导还是‘博盗’——评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7157&type=1001。

  3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1&flag=1&idArticle=201543,署名seayan网友12月1日帖子:“周叶中等人辩解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删掉了《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中有关王天成的注释,与作者全然无关。但是,从这本书的蓝本--戴激涛硕士论文《古典共和的宪政解读》(指导教师周叶中)看,行文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王天成的注释,全是大段大段地抄袭王天成的著述。”

  4 《中国青年报》11月30日包丽敏采访报道。

  5 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4994&extra=page%3D1

  6 《解读》页131。

  7 《解读》页57-58。

  8http://www.new-youth.com/model/luntan/view.asp?article_id=4809195&bankuai_id=1534&page=1&ismaster=1

  9 《解读》页72-73。

  10 http://www.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1780。从网络上可以查到,高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原道》(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

  11 高文注释15。Ptolemy of Lucca(卢卡的托勒密),“Lucca”首字母应大写,高文未大写,本书也依样画葫芦。

  12 《解读》页88-89。

  13 http://ggglxy.blogchina.com/blog/641924.html。刊载于《大国》(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在书中,马克思与哈耶克(台湾旧译“海克”)都成了宪政主义者(参见页179),完全无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法律或宪政的,也无视哈耶克一以贯之的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又,书中引毛泽东的话:“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的。”接着就是这样的话:“确实,回顾中国百年宪政史,‘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像我国的宪政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页195)这后边的引文来自台湾宪法学家马起华,引用者是否想到,马起华所谓炮火中制定和实行的宪法正是毛泽东所必废之而后快的1947年宪法,他所谓“多灾多难”是包括那“埋葬蒋家王朝”和旧法统的隆隆炮火的啊。

  15 《解读》页223。

  16 《解读》页224-225。

  17 “周叶中的宪政理想”,《湖北日报》2005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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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涯社区

日期:2005-12-30

胡启立:我心中的耀邦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民主和谐、最没有官气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你读过《出师表》吗?其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作风。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同志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区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随耀邦同志一起出访南太平洋诸国,12天跑了5个国家,外事活动全都安排得满满的,会谈接着会谈,公报接着公报,忙得无暇他顾。回来后,跟着我们出访的工作人员打趣地说,我们跟着总书记去了一趟澳大利亚,连袋鼠是什么样儿都没看见就回来了。

当了总书记,怎么把党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好,耀邦同志真叫殚精竭虑。他吃饭在想,散步在想,火车上在想,飞机上在想,脑子一刻不停。耀邦同志非常注重在基层调查研究,一有机会就往工厂、农村跑,到群众中了解真实情况,体察群众的疾苦,摸清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在他当总书记四年时间里,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耀邦同志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他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耀邦同志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200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耀邦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个人也遭遇过种种磨难和不幸,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他对党、对组织、对同志,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对干部,他主张桌上桌下一本账,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处世从不搞阴谋诡计,从不搞权术,从不算计别人,他以己度人,也从无防人之心。有一次,当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他说,我为党、为人民工作,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别人说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听,也不要怕这些东西。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我当时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滦入津几件直接关乎市民生活的大事,还来不及交接。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习仲勋同志的电话。仲勋同志催促说,启立你怎么还不来啊?小平同志点名调你,你马上到中央来报到。接到电话我未敢迟疑,立即到中办报到履职。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8000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问我,8000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原载2005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联合早报网》

徐临江: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

冰点特稿第545期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2005年06月01日 02:59:14
徐临江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
大捷是什么关系?是并列关系,还是同一关系?抑或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名”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历史发展的内涵及其本质的大问题。故应正名而求实。
  若干年前,笔者有幸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协助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血肉长城》的工作,到太原、忻口、雁门关、娘子关、平型关等战场以及平型关战役前线总指挥部岭口村等进行了实地考察,查阅了平型关战役亲历者撰写的大量回忆资料,以及山西省特别是太原市和忻州市所藏的文史资料,采访了几十位平型关战役或忻口战役、太原战役的亲历者。现根据采访及考察所得,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战前形势―――日军攻陷大同
  1937年初秋,南口前线部队抗击着日军板垣师团的猛攻。与此同时,日军东条纵队也同时猛攻张家口。守军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不战而退,阎锡山的第61军反攻不力,张家口失守,南口危在旦夕。日军下一个矛头所向是第二战区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山西。
  山西,四面环山,地势险要,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华北之锁钥”。所以日军欲统治华北,必先图晋绥;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或平型关。
  但是日军占领南口、张家口后,图晋方向是西北之大同,还是东北之平型关?阎锡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展开机械化部队,发挥其优势,必然把锋芒指向大同。据此,他部署了大同会战计划。
  然而战况实际发展是:9月上旬,东条纵队和伪蒙军沿平绥线击破李服膺部防守永嘉堡、天镇间的国防工事,直抵阳高城下。李部一路逃到桑干河以南,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而敌军主力板垣师团指向平型关,意图抄雁门关后路,然后夹击太原。
  至此,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危如累卵。阎锡山被迫立即着手部署平型关会战。
  平型关战役部署
  1、作战计划
  1937年8月28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表示抗战决心,把行营(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的岭口村一所窑洞,并同行营人员及八路军总政委周恩来会商,制定了《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计划》。其“作战方针”为:“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2、平型关战役战斗序列表
  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前期),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后期)。
  第33军:军长孙楚(前期实际总指挥),下辖73师,师长刘奉滨;独立旅3旅,旅长章拯宇;独立旅1旅,旅长孟宪吉。
  第15军:军长刘茂恩,辖64师,师长吴庭麟;65师,刘茂恩兼。
  第17军:军长高桂滋,辖21师,师长李仙洲;84师,高桂滋兼。
  第35军:军长傅作义,辖211旅,旅长孙呈峰;218旅,旅长董其武。
  第61军:军长陈长捷,辖208旅,旅长吕瑞英;217旅,旅长梁春溥;新编第4旅,旅长于镇河。
  第2军:军长郭宗汾,辖71师,师长郭宗汾;202旅,旅长陈光斗;214旅,旅长赵晋;新编独立1旅,旅长陈庆华。
  第34军:军长杨澄源,辖196旅,旅长姜玉贞;203旅,旅长梁鉴堂(此两旅包括旅长在内几乎全部牺牲)。
  第19军:军长王靖国,以三个旅兵力守代县,外加炮兵团附归19军序列,骑兵军以三个骑兵师置于集宁一带。
  第8军:115师,师长林彪;129师,师长贺龙。分别于平型关、忻口、原平一带展开。另有刘汝明军驻蔚县一带。
  综上所述,投入平型关会战(9月3日作战计划称晋北战役及平型关会战)的兵力共11个军、10余万人。
  3、兵力部署
  ⑴平型关正面。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在大营前指挥孙楚的第33军和高桂滋的第17军及第73师(73师是孙楚指挥的,布防区域与17军连接),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独立旅3旅、73师、独立旅8旅于平型关正面;北面团城口内并列17军的84师和21师各就已设阵地,掩护雁北各部撤入雁门山、恒山以内,先凭险阻击并消耗敌人,再主动向南转移,分从大营、沙河隐入五台山,为南机动兵,待机出击。
  ⑵雁门关北侧。主战场的北侧依恒山、雁门山为屏障,除置刘茂恩第15军于恒山外,以34军第101师和梁鉴堂旅分守北娄口、茹越口间的已设阵地。重点于繁峙北的茹越口,从太原来的姜玉贞旅到繁峙以北地区归入34军序列。
  以王靖国19军及方克猷旅到附属山野炮各一团右连接34军扼守五斗山、马兰口、虎峪口至雁门关、阳方口间的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代县、雁门关间。姜玉贞之独立旅先控制阳明堡,对雁门关重点策应。
  ⑶决战地带。沙河及繁峙城间地区为决战地带。以刘潭馥200独立旅附山炮营置于沙河镇东,占广大正面,东连孙楚兵团,北连刘茂恩军,对从平型关方面入侵之敌人以逐次抵抗方式诱至繁峙,使之胶着于繁峙城东的主决战阵地前。以第一、二预备军各附一个山炮营于繁峙城的南北线上,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顶为支撑点,构成对平型关方面入侵之敌的坚强抵抗阵地。第一预备军在南,保持重点于五台山北麓;第二预备军在北,保持重点在繁峙城,吸引敌人使之胶着于主阵地前,以利于南北机动兵团钳击。
  ⑷机动兵团。傅作义指挥31军、15军为北机动兵团,从繁峙展开,孙楚指挥以17军为主力的南机动兵团,从团城口一带出击,以孟宪吉旅及73师抄袭平型关,断敌后方。
  阎锡山把这个部署自诩为“口袋阵”。他特别重视口袋底阵地,亲召陈长捷、郭宗汾两军长到岭口行营,面授要领,并命令他们同到繁峙、沙河间周密勘察主阵地,同时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恒山等处,向孙楚、刘茂恩、高桂滋等传达指示,又把屡违节制、不肯力战的原61军军长李服膺拘押起来,以肃号令。
  战役的主要过程
  1、阎锡山、周恩来会商战役计划,国共军队为御外侮协同作战
  为了协调各部队行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及副长官朱德、黄绍、卫立煌、周恩来、彭德怀等多次会商作战计划。周恩来、彭德怀和阎锡山在岭口村傍山坡一个窑洞里进行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分析形势,指出目前虽然敌强我弱,但只要动员全民,团结奋斗,就可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最后打败日军。阎锡山要求周恩来协助制订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洞察时局,成竹在胸,只用一天时间就拟定了计划。阎锡山惊佩不已,连叹:“写得这样快,这样好,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1937年9月11日,日军犯广灵。孙楚的73师被迫退至平型关南翼,阎锡山急调孟宪吉旅抢守平型关。孟旅于19日赶至平型关,与进攻之日军激战两昼夜,日军攻势顿挫,专攻团城口。八路军115师于6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向灵丘急进,22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隐伏于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区,24日在平型关东20里的东河南公路两侧地区部署对敌后的抄击。115师派到大营同孙楚联络的高参袁晓轩把115师进入敌后的进展情况通知孙楚,希望平型关各方面友军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适时配合,争取平型关围歼敌人的胜利。
  2、团城口激战失守,郭宗汾出击被围
  阎锡山得知八路军进展情况后,即派预备军加强平型关北翼的出击力量。孙楚为配合115师抄袭敌后,即令郭宗汾的预备第2军联系团城口高桂滋指挥的84师出击。23日夜,敌人曾对东西跑池高地发起猛攻,高桂滋部反攻,伤亡近两千人,损失惨重。
  高桂滋认为八路军配合围歼板垣师团,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空想,同时也认为孙楚师有意牺牲他们以便晋军独占风头。于是他不顾大局,于9月24日擅自放弃团城口阵地,让郭军贸然出击。
  郭宗汾军对团城口失守一事一无所知,仍以陈光斗旅附山炮一连向六郎城进击,拟带动21师与挺进大、小寒水岭的115师联合行动,绕击敌侧后。以第2军主力沿迷回村和东西两跑池一线,越过高桂滋84师阵地,攻平型关敌后。
  主力纵队接近迷回村时,便向东西两跑池村分进。25日拂晓前,郭军通过涧头、迷回村前进时,突然遭受来自团城口方面工事里机炮火力猛烈袭击,郭部大乱,还以为高桂滋部联络不当。受到更猛烈的打击后,才知高部已悄然撤离。团城口、鹞子涧和东西两跑池一带阵地都被日军占领,郭军主力被压迫于迷回、涧头一侧。
  经连续苦战,郭军损失三分之一左右,官兵极度疲惫。幸亏此时115师于平型关敌后的东河南以西地区伏击敌人获得大捷,一部挺进于大、小寒水岭上,使得郭军被隔于六郎城之旅可以依为掎角,相互牵制鹞子涧敌人的行动,保证了郭军主力未被全包围,得于迷回、涧头间占稳了敌人通往后方公路的侧面阵地,钳制了东西跑池之敌,使之不敢直扑大营。
  3、平型关大捷
  9月14日,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派出侦察部队调查平型关地区地理情况和敌情,为平型关歼敌做各种准备。23日,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集干部会议,作出初步计划。24日,第二集团军、第六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8旅一部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4日晚,林彪在电话上同孙楚说:“萃崖(孙楚字),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林彪师长即命令部队25日零时出发。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涉急湍山洪,在拂晓前到达了指定地区,把全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的公路南侧山地边缘上。343旅之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687团,口袋底是第33军之独立8旅,115师第344旅,687团断敌退路并打援敌,688团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使得进攻平型关的敌人完全处于包围圈伏击之中。八路军同时又以一部从关沟出发,主动接应郭宗汾的出击部队。
  此时战士们只着单军装,又破又烂,经半夜冒雨急行军,被汗雨湿透。晋北9月下旬夜间气温已很低(9月19日中秋节,平型关、恒山、雁门关一带曾降大雪),战士们又冷又饿,但伏于湿地、山岩上待命,士气高昂。
  25日晨5时半左右,敌第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聂荣臻传令:沉住气,无命令不许开火。等敌后板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及汽车、大车300余辆进入伏击圈后,115师某团5连连长曾贤生率全连首先向敌冲杀,用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敌人退路被截断,于是拼命冲杀,反复争夺公路两侧制高点――老爷庙。敌人争夺失败,预示着被围歼的灭顶之灾,于是企图冲破独8旅阵地逃命。独8旅把一线配备改为纵深配备,拼死抵抗。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7日白天,敌人终未能冲破包围,敌板垣师团21旅遭歼灭性打击。因为敌人死不缴械,千余日军全部被击毙,我军伤亡也很严重。据阮受贤回忆,115师约有900人伤亡,《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认为:我团营干部五人负伤,以下近千人伤亡。第5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连长曾贤生壮烈牺牲。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出击部分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之险厄。
  4、团城口反攻战
  如前所述,郭宗汾部被围后,阎锡山鉴于杨爱源、孙楚缺乏统御各军的能力(高桂滋擅自弃守团城口,致使郭宗汾部出击被围),遂令傅作义进至大营,负责平型关战役的总指挥,并调陈长捷61军急援平型关。61军到达后(25日),以梁春溥旅程继贤团攻击涧头敌人,程团士气高涨,一气冲上迷回北山,敌两次反扑,均被击退。陈长捷军吕瑞英旅之刘崇义团攻占西泡池,救出困守的郭军一部,又攻东跑池。入夜,敌我双方对峙。
  5、鹞子涧激战
  26日,日军为阻击陈61军进攻,从鹞子涧和平型关正面抽兵来援(故团城口反攻战实有利于26日115师歼日军500余人的战斗)。占领迷回北山的程团官兵曾屡次上书请战,为国杀敌立功。这次一举攻下迷回北山,连挫敌人反扑之势,不待旅部主力到来,即如脱弦之箭,一举占领鹞子涧。
  鹞子涧,位于团城口和迷回村之间,是平型关西路屏障,向西南经迷回、涧头、齐城可达大营、沙河一线,进入山西中北部,构成对繁峙、代县、忻口的威胁,所以敌人必拼死争夺此据点。26日,日军集中优势火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程部反扑,程团长指挥士兵与敌人肉搏拼杀。由于兵力悬殊,敌人冲入村内,程团无一人后退,和敌人逐院争夺。敌援军不断增加,程团弹尽援绝,全团官兵近千人,包括团长程继贤全部壮烈牺牲。程团屡立战功,以未满千人与超过一个联队的强敌拼杀,令敌胆寒,为大部队歼敌赢得了战机,程团长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6、东跑池血战
  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为保平型关正面要点,孙楚33军之独立8旅在此布防,从9月23日到26日,敌我双方反复争夺东跑池,来来回回,形成拉锯战。据当时的一营营长回忆:他亲眼看到山坡上的敌尸累累。27日,孟宪吉旅长亲到阵地督战,看到一营血战5昼夜,原有500多人的一营,只剩148人,遂令622团接防。
  7、茹越口失守,全线撤退
  我军在部署对平型关之敌的围歼决战,敌东条纵队乘平型关鏖战之机,于9月28日一举突破恒山、雁门关的接合部茹越
  口,杨澄源的34军退入繁峙。为保卫平型关战场安全,梁鉴堂旅长亲率仅有的一营人冲杀,企图夺回山口,但是兵力太少,梁旅长和大部分官兵牺牲,王靖国又急命方克猷旅长反攻茹越口,方旅长又被敌冲垮。29日,敌占繁峙城,严重威胁我主战场侧后。9月30日,阎锡山召集前线将领会议,决定全线撤退。10月2日夜,全线开始撤退,平型关撤退,平型关战役结束。
  平型关之战历时一个月(从9月3日制定作战计划到10月2日全线撤退),战场绵延数百里,我方投入兵力10多万人,达11个军,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据日本军方显然缩小了的资料记载,日军死伤8562人。我方伤亡尚无确切统计,但大大超过日军则无疑。这次战役有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有战略目标及战役目标。据此可断,平型关之战是一中等规模的战役,忽视它作为战役的地位和作用,既不科学,也不公正。
  平型关战役迟滞了日军进攻,打乱了敌人侵华计划。战役中,国共军队相互配合,创造了像平型关大捷这样光辉的战例。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像程继贤团、梁鉴堂旅(茹越口之战)、姜玉贞旅(平远之战)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部队,成为我华夏御侮史上的壮丽篇章。
  平型关战役是国共合作、共创民族抗战伟业在战役上配合的典范。从阎锡山把指挥部设于岭口,到与八路军总政委周恩来、副总司令彭德怀共商作战计划;从高桂滋、陈长捷军在平型关正面布阵迎敌,到115师抓住友军制敌之机,奇袭板垣师团第21旅团;从团城口程继贤全团殉国予敌重创,减轻115师压力,到115师派部队迎接郭宗汾军,使之免遭围歼;从阎锡山接受周恩来建议,建立战地动员会,到115师吸收友军阵地战、阻击战经验,整个战役过程中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体现出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旗帜下,相互取长补短、共谋民族大业的胸怀和气魄,同时也为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积累了经验。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这篇文章被编入近日出版的《大学人文》。
  编者余立人旁白:
  曾经读过一些讨论平型关大捷的文章,但从所见论文到所学习的教科书,没有见到过把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联系起来的说法,甚至历史系本科教材也只是提到平型关大捷,而对平型关战役只字不提。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大多数历史系以外的大学毕业生不知道有平型关战役这回事,就是历史系的大多数学生也不知道历史上居然有平型关战役。
  我们知道,历史真相往往为我们提供历史智慧,提供经验、警示教训,但被遮蔽的历史却只能导致偏见,导致群体的更加愚昧―――不管是有意遮蔽还是无意遮蔽。读过这篇《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我更加深以为念。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打的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个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性打击,因而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馅。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方针的一次辉煌胜利。但这次大捷之得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投入总兵力而言,八路军115师投入4个团的兵力,共有大约12000人,大约是平型关战役我方投入总兵力的八分之一;以战略目标而言,这次战斗是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在平型关地区围歼敌军而进行的一次突袭。
  综观平型关大战的过程可以知道,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全局指导下的华北、西北抗战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第二战区组织平型关战役,没有总共11个军对进攻平型关地区的各路敌军的分路英勇抗击,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阎锡山、周恩来、朱德为首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的统筹计划和统一部署,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9月23日到9月26日东跑池的孟宪吉旅的浴血奋战,没有9月26日程继贤团全团官兵的壮烈牺牲,没有这些战斗对平型关正面战场的侧翼配合,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总之,平型关大捷的确是全民族抗战取得的一次辉煌战果。诚如作者所说,平型关战役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
  战争时期是特殊时期,对历史的描述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环境条件的制约,这本可以理解。但战役已结束近70年,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层面来总结历史,用更全面、更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